上述规定同样抽象而概括，它能否为立法实践提供指示呢？假如德国立法者在对财产权做出规整时，并非任意而为，而是遵循着宪法的标准，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一）财产权内容或限制之确定的宪法约束 宪法如何对涉及财产权的立法给出指示，将更难以回答，因为《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并未对财产权给出明确定义，而是将财产权的界定或限制委之于立法者，财产权就被理解为由常规法律在某一时点界定为财产权的全部权益。
符合目的解释标准的也只有第二种理解，因为如果第13条第3款是要授权国家自由决定征收，这一条款就根本不必通过修宪加入宪法，在没有这一条款的时候，国家同样自由决定征收的问题。另外，根据前文得出的、限制私人财产权必须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相关立法也必须符合比例原则。
第三，征收只有在为了公共福祉事实上必要时才得允许，不属于此的有仅仅出于国家财政的理由或仅仅为了增进私人利益的征收。这也对应了原则性规范的特点——原则作为最大化要求，其要求之实现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或者反过来说，对原则的限制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如新闻法第9条被宣布违宪，因为它无区别地要求任何出版人无偿地将其一份出版物上交图书馆。[28]范剑虹：《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载于《海外法学》，第1期，2006年。内容和限制由法律确定。
（一）比例原则对立法划定私有财产权的制约 《德国基本法》并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这一原则虽已因为宪法法院的实践而构成了宪法教义学的重要成分，但长期以来，从宪法中得出这一原则的方式，也不很让人满意。只有为了公共福祉才允许征收。不仅公民和法人可以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寻求司法救济，而且针对某些抽象行政行为也可以诉诸公益诉讼。
只有具备公信力的司法才是有影响力的、活着的和现实的。显然，这些人权立法的落实，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毋庸讳言，现实中司法公信力不高有其体制性的原因。进入专题： 司法体制改革 。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公信力主要是指公共机构和角色日积月累的在社会大众中所享有认同度、信誉度和权威性。
因而一定意义上讲，司法权威就是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运行的结果。而在各项具体策略中，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由于同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司法过程一般表现为将事实判断契合于规范判断的推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满足于形式逻辑的因果律对人类推理能力的要求，司法的本质具有理性的性质。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第一个方面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取得了人权立法的巨大成就，人权正在成为各种现实制度、规范的基本价值尺度。四是实现上述战略的具体策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执政党依法执政，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职责在本质上代表着社会的理性。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早就提出要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任务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尽管法律权威与司法权威在理论上是可分的，但就社会的普遍认知来说，它们则几乎就是一回事情。
在这一意义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小康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结果。这样说来，在建成小康社会的努力中，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便是：欲树立法律的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的权威。
司法权的行使最需要的是说理性的权威，而绝不需要单独的强制性权力。深化司法体制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人权保障的基础设施。二是战略原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三是战略目标（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司法权威都是在一定的司法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司法机构和法官承担着惩罚犯罪、裁判纠纷、权利还原的职责。
但是，相对来说，公信力对司法的重要性尤为特别，或许可以说公信力就是现代司法的生命。人权是现代司法的诸价值中的实体部分。
现实中具体的司法活动，都是在既定的体制基础上进行的。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第二个方面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现实中，司法公信力受制于一系列诸如公正、效率、便民、独立等体制性价值的影响。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第三个方面是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而理性权威的本质和内容就是公信力。因此，司法体制改革对上述价值的支持，也就是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支持。因此，在建成小康社会剩下的不算多的时间里，只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才能使我国的司法功能更有效地承接法治的要求，从而保证十八大报告确定的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实现。上述四个方面虽构成一个整体，但在发展的逻辑上，具体策略应特别受到重视，因为离开具体策略支持的战略必然陷入空谈。
如果说行政法是授权法的话，那么，政府的行为在现实性上是否能够谨守行政法律边界，司法审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今天，司法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说历史上的司法功能最初指向是秩序，而后逐渐地转向了公正并通过更多的公正来实现秩序的话，那么，人权作为司法价值中最深层的部分是现代社会才凸显出来的。没有司法权威就不可能有法律权威。
就司法体制在这一保证中的基础地位而言，所谓法律的有效性问题也就是司法体制所提供的这一保证不足的问题。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中，司法审查的促动作用尤为明显。对所有的公共机构和角色而言，公信力都是重要的。因此，实现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关键就在于营造一个法律权威。像其他领域的法治一样，政府法治的发展也不可缺少他律机制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和有效的就是司法机制。
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第四个方面是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因此，适应司法审查要求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达了多个维度的布局和要求：一是战略，坚持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种进步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促生的平等、自由、人权等私法原则向公法领域进一步的拓展。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由之路。而所谓依法治国或曰法治，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社会在法律权威的有效约束下所形成的秩序状态
